国际政治“E”化的战略张力马小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来，国际政治的“E”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所谓“E”化，大约是指这样几个词汇中所荷载的国际政治意涵：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生态(Ecology)。通常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界又一次谆谆告诫国际政治学家们，人类社会正悄悄地从IT时代步人ET(Energy&EnvironmentTechnology，能源和环境技术)和ES(EcologyScience，生态科学)时代。他们预言，ET将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科技革命，世界格局将会为之一变。的确，2l世纪初全球形势的发展，确乎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无论是“BRICs”(金砖四国)也好，还是“VIS—TA”(新兴五国)也罢，或者其他众多梦想致富的后发国家，就在它们满怀豪情奔小康奔四化之际，却突然发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多了，而化石能源越用越少，且不可再生；温室气体大量增加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包括气候异常在内的生态环境变化，严重威胁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的生存。就在各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模式(西方的模式)和几乎相似的路径(西方式的路径)向所谓“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似乎突然走不通了。当初西方人大肆挥霍资源能源从而达致自身发展的地球生态环境或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地球的发展负荷和生态容量日趋饱和。这实际上意味着，若以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幸福和文明的定义作为发展目标，这个地球所能承载的富裕人口限度，已近临界点。人们预言，这种因发展而导致的困境若无法破解的话，人类社会非但不能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可能倒退。人类面临的这种困境，自然呼唤出了巨大的需求，而以能源、环境技术或生态科学领军的新一代科学技术，将成为解决人类困境和世界上因此而来的诸多矛盾的钥匙。于是，人们迅速抛弃了20世纪末科学界的一般认识，即在IT之后，领导产业革命潮流的将是BT(Bio—Tech，生物技4术)。因为，生物科技的发展无法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而发展能源及环境技术、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才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的出路和值得期望的动力源泉。这种新技术体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可再生，能持续不断地供应；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温室气体。一旦这类理想技术出现，人类社会就将突破瓶颈束缚，进入全新的自由发展空间。因此，以能源、环境技术为特征的ET技术呼之欲出。人类又一次不无自负地认为，当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出现时，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去应对、去解决，人类的智慧不可估量。因此，21世纪ET的发展将会带来一次巨大的变革。其实，这些“E”字头的词汇，正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强势话语，不由分说地开始主导国际政治生活。耐人寻味的是，话语的主导权又一次像以往一样毫无悬念地操之于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之手，并且还被理直气壮地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同时，这些“E”字头的技术已经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产业领域，并开始掀起一轮新的利益博弈，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场博弈中已悄然雄踞于优势战略地位。冷战结束时，美国决策者曾普遍认为，军事实力还将像以往一样是固化霸权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出现了向军事力量挑战的一些其他因素，其中之一即是能源，其重要性之大出乎意料。能源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令人不安和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处于剧烈改变的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影响力”的看法，迫使决策者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全球均势。事实上，全球能源博弈已经在经济全球化与能源政治化的恢弘背景下展开。几乎所有油气资源富集地区，都成为大国加紧争夺的战略目标，资源争夺与管线控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重心。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程度不同地引发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能源安全的不可预见性加大。国际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源署(IEA)的报告指出，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地上风险超过地下风险”。能源需求剧增与油价迅速攀升，加速了全球能源地缘秩序的变化。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向非欧佩克生产国倾斜，同时，能源需求重心向亚洲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能源生产国强化资源控制，巨大的石油收人牵动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挥动能源外交的长袖，起舞于国际政治舞台。国际上传闻出现了所谓反美“石油轴心”、“天然气OPEC”之类组织。包括欧盟、日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加强能源合作，对现行的以 lEA—OPEC为主的世界石油消费一生产格局，造成巨大冲击。东亚国家面临突破现行国际能源体制的束缚，创建东亚能源合作和安全框架的局面。世界金融市场上美元的疲软，致使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能源金融体系发生了动摇。能源安全已成为近年国际政治的最重要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能源安全的联系愈发紧密，能源安全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愈发显著。2008年以来，国际粮价高涨，粮食危机席卷全球。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警告说，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将在33个国家引发社会动荡。IMF总裁卡恩称，食品价格高涨将把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置于饥饿境地。就在国际石油与粮食价格比肩疯长的关头，学者们却发现了油价与粮价高涨之间的诡异联系。玉米的价格似乎正在受到石油价格上涨的牵引，而国际粮价正在向油价靠拢。油价持续飙升导致粮食生产成本的迅速增加，而油价的持续上涨促使替代石油的生物能源生产快速发展，从而推动国际粮价持续走高。此外，近期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导致投资者重新进行投资组合，组合的基本方向是更多持有粮食、能源、资源等商品期货，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油价、粮价的涨势。与此并行的是，气候变化正成为国际政治中全面升温的“热”话题。在近年西方国家新一轮政府更迭中，“环境内阁”色彩鲜明，环境政治高调登场。联合国安理会将气候变化提升到了全球安全的高度。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了由2500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报告，确认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激烈言辞详细说明了全球变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时警示：全球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它跨越了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需要主权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主权意识的樊篱，协调主权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关系，健全与完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推进公正有效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寻求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紧迫感增强。气候变化正在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的复杂议题，并正在成为环境外交的焦点问题，呈现为大国争夺国际环境政治主导权的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加速了环境问题政治化的趋向。环境问题正在演变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环境安全成了国际政治视野中新的非传统安全，环境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政策范畴。对于中国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长仍是优先任务。中国政府和社会面临的巨大矛盾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在让全世界分享到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工业产品的同时，自身却付出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并承受着“转移排放”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中国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对内遇到巨大的环境政治压力，对外又面临沉重的环境外交压力。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所扮演的角色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并非短期内可以变化得了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进程，环境问题政治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构成长期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压力，中国将要长期面对能源安全与环境外交的双重压力。但是，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的国际合作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5《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基辛格的名言有助于启发我们从上述“E”字头的国际政治新话语中去玩味当前世界地缘战略的新一轮博弈。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