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

一项针对我国超过1万名科技工作者的调查数据显示：有24.0％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其中6.4％的科技工作者属于高风险人群；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部分科技工作者属于中重度焦虑。

这份数据来自中科院心理所最新发布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近十年间即2009年、2017年和2019年进行的3次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近两次的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轻、中、重度焦虑问题比例也均在上升。青年科研人员“心病”问题亟待关注。

中级职称科技工作者焦虑程度最高

作为青年教师，33岁的李铭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的规划：40岁前一定要拿到教授职称。他自己心里盘算着：“如果以后我想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尽早评教授，否则未来很难拿到国家级的项目，或者发核心、典型的C刊。”

因此，工作5年来，一到寒暑假，他就把时间利用起来做科研项目。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近的他有些焦虑。

在去年副教授职称评定中，这位来自湖北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败下阵来”，全校80余名不同学院老师同台竞技，他是学院综合评分第一名，本以为志在必得，却在评委投票环节因未能拿到理想成绩而落选。

“时间紧迫，我要尽快在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不然就赶不上下半年评职称了。”李铭说。按照学校规定，今年他如果继续参评职称，就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学术成果，不能拿过去的“重复参加”，这让他感到“焦虑”，“正是评职称的关键时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今年4月，他申请了3个项目，博士后导师也催着他赶紧交文章。那时正逢学校组织体检，这位1987年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员收到了“血糖偏高”的结果。从那以后，他便督促自己每周打篮球，锻炼身体。

《报告》显示，一些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其中，中级职称的科技工作者焦虑水平最高——有14.5%的人可能有中度焦虑或重度焦虑问题。

李铭就是“最高”之一。这些被“爆炒”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来自内部，自我期待；另一部分则来自外部，学校高要求。

以李铭所在学校为例，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仅增加了评职称的难度，也提高了年终考核的门槛。以往每年只需一个左右的省级项目即可达到“及格线”，如今要至少拿下两个省级项目才算合格，“而且对核心期刊的要求更加具体，直接划线到了排名的前30％左右”。

《报告》对科技工作者工作特征的维度进行细致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与工作压力呈正相关，工作压力越大，抑郁和焦虑水平也越高，而其他4个方面如技能发展、决策自主、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均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

科研起步阶段最难

另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刘爽，则面临科研成果的“限时任务”。入校时，学校和她签订了协议，3年期间完成规定任务，才能转为事业编制，否则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问题在于，起步太难了。”刘爽说。对于青年科研人员，一年到手的科研经费两万元左右，搭建实验平台，买实验设备，随便一个仪器就要三四千元，好一点的动辄上万。她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自己去找靠谱的供货商，市场比价，尽量买最便宜的东西，“这都需要时间”。

在她看来，只有平台搭建起来，才有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有些器材没有，你不得不放弃这个课题。就算勉强能完成项目，也做不到很精确。”

在办公室里，她偶尔和系里新老师聊天，发现不少同龄人都有类似焦虑。新入职的老师一没平台，二没人手，更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况。

陈祉妍说，适度的焦虑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有效解决问题，而过度的焦虑则会造成身心的痛苦，给学习和工作带来较大危害，甚至会造成正常社会的功能受损。

李铭明白，做科研是一个很苦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等待一瞬间的爆发。外部的环境压力加速着他的成长，“某种程度是推着我往前跑”。

不过，他有时候和老教授聊天发现，这似乎是“青椒”“青稞”成长的必然规律，30岁左右博士毕业，中间10年要集中解决房子、配偶、小孩等问题，等这些生存问题解决后，才能真正安稳下来，人才能平静下来。